敦煌历日：了解日常时间生活的窗口

留存的历书

年度历书很快就会失去时效，但敦煌仍保存了9至10世纪的完整本和残片，展现中古读者如何安排某一年的日期和活动。这些材料包括当地制作的写本，也包括从外地传入的印本历书。

年度历书把天文计算转为可以逐日查阅的信息，标明月份次序、月长、日名和季节标志。附注的版本还为特定日期推荐事项，将家居日常、政务和礼仪实践置于同一页上。

这些出版物的范围不同。有些主要是附有每日注释的日历，较丰富的历书则把年度日期与占卜方法、图式和护佑口诀结合起来。读者无须掌握产生日期序列的技术计算，便能查用其内容。

月份可以在页面上依次展开，也可以成对排列。两层或三层横向栏格，将日期序列与其他注释分开。这种安排帮助读者沿着某个月查阅，同时找到附属于某一天的信息。图式则提供了组织方位与空间建议的另一种方式。

现存历日与历书中可见以下特征，各种出版物的组合并不相同。

一部纪年为877年的印本历书，结合了其中数项特征。其历日栏旁有小幅生肖动物图、婚姻指引和占卜材料。

有些写本注明编者或抄写者。翟奉达是一位活跃的地方编历者，曾在敦煌州学学习历法技术和占卜方法，也担任行政职务。他的工作将专门知识与地方政府联系起来，说明历书制作并不限于帝国都城。

地方编制可能导致纪日安排不同，也可能在中央改元后仍保留旧年号。这些特征有助于区分敦煌本地编制的历书与单纯抄录中央颁本的历书。印本历书则能传播得更远：一件9世纪残片注明印制者为长安东市大刀家，而留存之本却出土于敦煌。

雕版印刷使年度历书能够复制多份出售。印刷者的题记将出版物与商家及地址联系起来。人们对来年日期的需求，也促使私人印坊提前准备历书，与朝廷对正式颁历的控制产生冲突。

唐文宗时，有奏报称四川和淮南在官方历书颁布之前，已有印本历书流通。朝廷下令禁止私刻历版。这场争议既涉及统治者颁历的权力，也涉及一种实用年度出版物的流通。尽管有所限制，私人历书仍不断出现。

政策随时间改变。后周953年的命令允许在官方颁历之后私自印刷和抄写，但禁止提前发布。这种安排把年度历法的官方批准，与复制历书的工作区分开来。现存出版物反映的环境，是朝廷权力、地方行政和商业生产共同影响日期信息如何到达读者手中。

事项列表既涵盖重大事件，也包含经常重复的工作。婚姻、安葬、赴任，与沐浴、出行、入学、种植、营建和家务并列。一个日期的分类可以因用途而异，使读者能够为预定事项查找建议。

这些分类将时间与更广泛的占卜体系结合。方位，以及历法神煞被赋予的不断变化的位置，可能影响某项活动宜在何处进行的建议。季节信息与事项选择同在一种出版物中，但择吉建议并不是天文测量。

现代历书仍把日期与“宜”“忌”并列，分别列出适宜进行和应避免的事项。敦煌历书展现了这种具注历日传统的较早阶段，有自身的术语、版式和内容选择。每日事项列表、方位图等最清楚地显示延续性，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则显示出版者如何调整内容。

这些列表记录的是建议，而不是家庭行为的完整实录。手写增补及其他带日期的文书，可以显示个别读者如何使用它们。